大雁塔，真的与大雁有关吗？是的，与大雁有关，而且是蒙上了一层佛教的神奇色彩。

    相传很久以前，摩揭陀国（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）的一个寺院内的和尚信奉小乘佛教，吃三净食（即雁、鹿、犊肉）。可是有好长时间他们吃不上这三种肉了。一天，空中飞来一群大雁。有位和尚见到群雁，信口开玩笑说：“今天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，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！”话音未落，一只大雁飞了出来，投身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，他惊喜交加，遍告寺内众僧，都认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，于是就在雁落之处，以隆重的仪式葬雁建塔，并取名雁塔。

    我国唐代名僧玄奘于公元629年至645年间，在印度游学时，瞻仰了这座雁塔。回国后，在慈恩寺译经期间，为存放从印度带回的经书佛像，于公元652年，在慈恩寺西院，建造了一座仿印度形式的砖塔，这座塔就叫大雁塔。后来，塔虽经武则天长安年间更拆重建，而名称却延续至今未变。

    牡丹原是野生在陕西和甘肃秦岭山中的一种植物。西汉时，开始用它的根皮作为药材，叫做丹皮。直到隋朝时，它才被培育成观赏的花卉，品种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在唐代，牡丹以深花为佳。当时最有名的品种有“姚黄”和“魏紫”，分别称为花王和花后。姚黄开时直径可达一尺多，观赏的人挤到站在墙头上，立在人肩上的地步。魏紫甚至看一次要付出十几个铜钱。此外，深红色者亦是珍品。

    唐武宗会昌年间（公元841至846年），长安大慈恩寺院内有牡丹两丛，每次开花五、六百朵。一次有几个官员在寺内游览，很为赞赏，叹息说：“世上所见好花，都是深浅紫色，可没见过深红的。”一个老和尚听见后，笑着说：“哪能没有，但诸位没见到而已！”于是这几个人在寺内留连不去，住了一晚也没见到。第二天老和尚说：“诸位这么爱名花，我也不敢太珍藏，但看后不能和别人说。”几个人都同意了。于是和尚专门打开一个房间，内有佛像及帐幕，在幕后打开暗门，到了一处精致的小院里。院中央用柏木建了围栏，栏内种牡丹一丛，正盛开着深红色的大花数百朵，在朝阳的照耀下，好似一团团红火，花上还带有晶莹的露珠。这几个官儿都看呆了，一直赏玩到天快黑才走。走后，老和尚后悔了，说：“我辛辛苦苦栽培了二十年，才种出这一丛花，偶一高兴让生人看了，今后不知能保存下来否。”后老有几个年轻人请老和尚到曲江赏花，大家正坐在草地上休息，忽然和尚的徒弟匆忙跑来说：“有几十个人闯到院里挖那丛深红牡丹，没法禁止。”坐中几个年轻人相望而笑。老和尚和这几个青年一起赶回寺中，见正用大簸箕将花掘起盛走。青年缓缓的对和尚说：“听说您有名花，全家都想一看，不敢求您，怕您舍不得，只好用这个法子。已在寺内留了三十两银子和名茶二斤，聊作报酬。”

    这个故事既说明唐人对深色牡丹的喜爱，又可以看出贵族豪家的横行霸道，连有一定势力的寺院也不免受害。

    在大雁塔底层南券门两侧，嵌立着两块高大的石碑。碑首有麟甲森然的蟠，碑侧饰以富丽繁缛的卷叶蔓草。特别是碑座刻有生动传神的天人舞乐浮雕，舞带回环似在飘动。这就是两通《圣教序》？岂止如此，在河南偃师县还有一通《圣教序》碑。一篇《圣教序》竟有四通唐人碑，这在我国碑刻史上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。

    唐太宗父子，应玄奘之请为他新译的经文撰写了序文和纪文。由与欧虞齐名的当朝宰相褚遂良书写，于永徽四年（652）刻勒于石上。原来立在玄奘所修的五层砖塔顶层石室之中，现此碑文，完好如初，字迹挺拔秀媚，有人誉其婉丽绰约“如美女婵娟，不胜罗绮”。世称《雁塔圣教》。

    唐显庆二年（657），在河南省偃师县玄奘的故乡，又立了一通《圣教序》碑，碑文由唐代名书法家王行满书写。因此碑立于招提寺，故又称招提寺《圣教序》。

    唐龙朔三年在褚遂良曾经任职的同洲，再立《圣教序》碑一道，世称《同洲圣教序》，现存西安碑林。此碑书者，说法不一。有人说出自褚遂良之手，有人认为此碑立于褚遂良死后五年，故非褚遂良书写，而是根据《雁塔圣教序》重刻，其中有数字是摹刻者改写。各执一词，莫衷一是，但书法之笔力气势，则为人们所称道。

    唐咸亨三年，在玄奘曾经居住讲经的长安弘福寺，又立起第四通《圣教序》碑。因碑首刻有七尊佛像，故称《七佛圣教序》。又因碑文系集“书圣”王羲之的字面而成，所以也称为《集王圣教序》。原来在唐太宗之序文及高宗之纪文写成后，弘福寺僧怀仁就开始搜集王羲之的字，前后费时二十年方开始集成。此碑极为珍贵，现存陕西省历史博物馆。

    西安的唐建慈恩寺，因唐代高僧玄奘曾在这里译著经书而名闻天下，游览瞻仰者，每年累以百万人次。可是很少知道在天涯海角的日本，也有一所慈恩寺，还有一座大雁塔！

    唐代的长安，不仅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而且是宗教中心，特别是佛教的重地。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，其中六大宗派开创在长安及其附近。兴善寺是密宗（又称真言宗）的祖庭；香积寺是净土宗的祖庭；华严寺是华严宗的祖庭；净业寺是律宗的祖庭；草堂寺是三论宗的祖庭；而慈恩寺则是法相宗（又称唯识宗）的祖庭。这些宗派，在唐代已先后流传到日本，经一千多年的传承，至今相传不衰。据1995年日本宗教年鉴记载，仅真言宗、律宗、净土宗、华严宗及慈恩寺这五个宗派，就有42，341个寺院，27883，257名信徒。

    玄奘及其高足弟子窥基在慈恩寺创立的慈恩宗，于唐高宗龙朔元年东传日本，至今尚有十三万多信徒，八十五所寺院，日本的慈恩寺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所慈恩寺，座落在日本关东地方的琦玉县华林山。寺内建有《唐玄奘灵骨塔》，塔为方形石造，十三层，逐层上收，呈角锥体，庄严古朴，颇具中国唐塔风格。

    在日本还有一座完全依照大雁塔的规模、形式、结构而建造的塔，座落在日本香川县少林寺拳法联盟总部，是该联盟的创立人宗道臣先生所主持，于1980年仿建而成的。塔前竖立有中国佛协赵朴初会长书赠的诗碑：“蓬莱山上望嵩山，万古千秋兄弟欢，雁塔名标豪杰士，少林拳法达摩禅。”

    宗同源，寺同名，塔同形，中日两国人民可谓“相亲千里亦同风”。

    中日两国之交往，源远流长，始自秦汉，盛在隋唐。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之历史。在唐代，从唐太宗贞观四年至唐禧宗乾宁元年的二百多年间，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就有十九次之多。在日本留学生中，百分之七八十是僧侣。这些僧人中，道昭、道严、智通、智达等，都曾受教于玄奘门下，师承玄奘所创的中国法相宗。

    日本僧道昭和玄奘之友谊，特别动人。道昭在唐高宗永徽四年随遣唐使到长安，入慈恩寺师玄奘。道昭时年25岁，玄奘对这位异国的年轻和尚，极为热情，让他和自己同居一室，朝夕相处，为其讲经说法，传授经典。玄奘对道昭说：“我游学西域途中，一次经过荒无人烟的地方，饥渴难忍，正在危难之时，忽见一位和尚手持鲜梨赠我，我吃了鲜梨，顿觉神清气爽。如今，你就是那位赠我鲜梨的和尚，你带来了贵国僧众的友谊，你带来了贵国佛学的情况。”表达了玄奘对日本和尚的竭诚欢迎和真挚友情。在道昭学成归国时，玄奘赠他两件礼品，：一件是玄奘自己翻译抄写的经书；一件是煎药烧水的铛子（平底浅锅）。道昭含泪告别，玄奘难舍难分无限深情的对道昭说：“这铛子是我从西域带回来的，煎药治病，无不效验，你远涉重洋回归故国，带上它自有用处。礼物虽小，也是我一片心意啊！”

    道昭归国后，以元兴寺为中心，传布法相宗，成为日本法相宗的开山祖师。世称“元兴寺传”，或称“南寺传”，又称“飞鸟传”。道昭圆寂后，其弟子遵照他生前遗嘱，将尸体火葬，从此日本有火葬习俗之始。

    关于玄奘给道昭赠送铛子的事，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。道昭带着铛子登船返日本，船行大海，航驰七天七夜，总也靠不拢岸，风是顺帆，航线也正确无误，可船老在大海上漂泊，达不到彼岸。船上有一位卜者占了一卦，说是海龙王要玄奘的铛子。道昭说这铛子是我师父给的，我要永世留存纪念，不能给。船上的人半是哀求半是威逼的说，你不给龙王铛子，我们全船的人谁也活不了，都要沉入大海喂鱼虾。道昭无奈，只得忍痛割爱，把铛子投入大海。果然，大船顺利靠岸。铛子虽然舍去，道昭却把玄奘的深情厚意带回了祖国，带给了日本人民。

    河南登封少室山麓的少林寺，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（公元495年），是佛教禅宗的创宗地。在唐代，因该寺和尚助唐太宗平王世充开国有功，极为唐王朝重视而盛极一时。玄奘的故乡偃师县与登封县相邻，故对少林寺是十分熟悉向往的。

    玄奘在唐贞观十九年正月从印度游学返抵长安。当时唐太宗不在长安，而在洛阳，玄奘在二月就赶到洛阳，在仪銮殿拜见了唐太宗。李世民询问了西行情况之后，劝玄奘离开佛寺到朝中做官，玄奘而不就。李世民又欲让玄奘随军相陪，玄奘又婉言推却。玄奘向唐太宗请求：“我从西域求得梵文经书六百多部，尚一言未译。在距此不远的嵩山之南的少室山，有座少林寺，远离城乡闹市，林壑幽静，是北魏孝文皇帝建造。当年菩提留支三藏在此处翻译经书。故也希望能到少林寺专事翻译佛经。”太宗答复道：“不必到少林寺去。当法师去西域时，我为穆太后，在西京长安建造了宏福寺，那里禅院宽敞、幽静，你可就在那里从事翻译。”玄奘返回长安后，乃就译于宏福寺。

    唐高宗显庆二年，玄奘还原籍迁葬父母之坟墓。这时，玄奘家乡，亲人已相继去世，只有一个姐姐健在。玄奘姐弟以隆重的仪礼，改葬了父母灵柩。玄奘的家乡鍭氏县，位于少林寺西北岭下，仅数十里之遥。那层峦叠嶂气势雄伟的少室山，那建筑宏大，十多所禅院佛堂座落有致的少林寺，以及菩提留学译经、达摩面壁十年的清修圣地，又唤起玄奘入少林寺译经礼佛的念头。他于显庆二年秋九月二十日，再次上表唐高宗，意切陈词，申述入少林寺译经之愿望。高宗看后，次日即亲笔复书回绝，并告诉玄奘，不要再上表陈请了。玄奘入居少林寺的愿望，始终未能实现。

    在唐代，盛行“雁塔题名”之风，后世代沿袭成习，至今在大雁塔下南门洞两侧还留有明、清两代的题名碑。“雁塔题名”此后成了考试中榜的成语典故而流传至今。

    唐代开科取士士朝廷大典，一个平凡的读书人，一旦金榜题名，便如鱼跃龙门身价百倍。当时的科举，分“明经”、“进士”两科。明经科录取的名额较多，但出路平常，进士科录取的名额较少，但容易飞黄腾达。“缙绅虽位及人臣，不由进士者，终不为美”。所以唐代朝廷大臣和重要地方长官，大都是进士出身。当时考中进士后，“大晏于曲江亭子，谓之曲江会”，“列姓名于慈恩寺塔，谓之题名”。以后这些题名进士中，有做官当了将相的，再把他的名字写成红色，以示荣耀。因此，唐代诗人徐夤看到“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”，不无感叹地写诗道：“题名尽是台衡迹，满壁堪为宰辅图”。

    考中进士荣耀，可是，进士也难考。当时流行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之说。三十岁考中明经科，已经是老了，而五十岁考中进士还算是少年得中。难怪白居易在二十九岁中进士后，高兴的写诗抒情：“慈恩塔下提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。”孟郊四十六岁中进士后，还在《登科后》诗中写道：“昔日龌龊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；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其兴奋喜悦之情，溢于言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