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雁塔，真的与大雁有關嗎？是的，与大雁有關，而且是蒙上了一層佛教的神奇色彩。

    相傳很久以前，摩揭陀國（今印度比哈爾邦南部）的一個寺院內的和尚信奉小乘佛教，吃三淨食（即雁、鹿、犢肉）。可是有好長時間他們吃不上這三种肉了。一天，空中飛來一群大雁。有位和尚見到群雁，信口開玩笑說：“今天大家都沒有東西吃了，菩薩應該知道我們肚子餓呀！”話音未落，一只大雁從雁群飛了出來，投身墜死在這位和尚面前，他惊喜交加，遍告寺內眾僧，都認為這是如來佛在教化他們，于是就在雁落之處，以隆重的儀式葬雁建塔，并取名雁塔。

    我國唐代名僧玄奘于公元629年至645年間，在印度游學時，瞻仰了這座雁塔。回國后，在慈恩寺譯經期?，為存放從印度帶回的經書佛像，于公元652年，在慈恩寺西院，建造了一座仿印度形式的磚塔，這座塔就叫大雁塔。後來，塔雖經武則天長安年間更拆重建，而名稱卻延續至今未變。

    牡丹原是野生在陝西和甘肅秦岭山中的一种植物。西漢時，開始用它的根皮作為藥材，叫做丹皮。直到隋朝時，它才被培育成觀賞的花卉，品种也逐漸多了起來。在唐代，牡丹以深花為佳。當時最有名的品种有“姚黃”和“魏紫”，分別稱為花王和花后。姚黃開時直徑可達一尺多，觀賞的人擠到站在牆頭上，立在人肩上的地步。魏紫甚至看一次要付出十几個銅錢。此外，深紅色者亦是珍品。

    唐武宗會昌年間（公元 841 至 846 年），長安大慈恩寺院內有牡丹兩從，每次開花五、六百朵。一次有几個官員在寺內遊覽，很為讚賞，嘆息說：“世上所見好花，都是深黃紫色，可卻沒見深紅的。”一老和尚听見后，笑著說：“哪能沒有，但兩位沒見到而已！”于是幾個人在寺內留連不去，住了一晚也沒見到。第二天老和尚說：“諸位這么愛名花，我也不敢太珍藏，但看后不能和別人說。”几個人都同意了。于是和尚專門打開一個房間，內有佛像及帳幕，在幕后打開暗門，到了一處精致的小院里。院中央用柏木建了圍欄，欄內种牡丹一從，正盛開著深紅色的大花數百朵，在朝的照耀下，好似一團團紅火，花上還有晶瑩的露珠。這几個官儿都看呆了，一直賞玩到天快黑才走。走后，老和尚后悔了，說：“我辛辛苦苦栽培了二十年，才种出這一從花，偶一高興讓生人看了，今后不知能保存下來否。”后老有几個年青人約老和尚到曲江賞花，大家正坐在草地上休息，忽然和尚的徒弟匆忙跑來說：“有几十個人闖到院里挖那從深紅牡丹，沒法禁止。”坐中几個年青相望而笑。老和尚和這几個青年一起赶回寺中，見正用大簸箕將花掘起盛走。青年緩緩的對和尚說：“听說您有名花，全家都想一看，不敢求您，怕您舍不得，只好用這個法子。已在寺內留了三十兩銀子和名茶二斤，聊作報酬。”

    這個故事既說明唐人對深色牡丹的喜愛，又可以看出皇族豪家的橫行霸道，連有一定勢力的寺院也不免受害。

    在大雁塔底層南券門兩側，嵌立著兩塊高大的石碑。碑首有麟甲森然的蟠，碑側飾以富麗繁縟的卷葉蔓草。特別是碑座刻有生動傳神的天人舞樂浮雕，舞帶回環似在飄動。這就是兩通《圣教序》？豈止如此，在河南偃師縣還有一通《圣教序》碑。一篇《圣教序》竟有四通唐人碑，這在我國碑刻史上，恐怕是絕無僅有的。

    唐太宗父子，應玄奘之請為他新譯的經文撰寫了序文和紀文。由与歐虞齊名的當朝宰相褚遂良書寫，于永徽四年（652）刻勒于石上。原來立在玄奘所修的五層磚塔頂層石室之中，現此碑文，完好如初，字跡挺拔秀媚，有人譽其婉麗綽約“如美女嬋娟，不胜羅綺”。世稱《雁塔圣教》。

    唐顯慶二年（657），在河南省偃師縣玄奘的故鄉，又立了一通《圣教序》碑，碑文由唐代名書法家王行滿書寫。因此碑立于招提寺，故又稱招提寺《圣教序》。

    唐龍朔三年在褚遂良曾經任職的同洲，再立《圣教序》碑一道，世稱《同洲圣教序》，現存西安碑林。此碑書者，說法不一。有人說出自褚遂良之手，有人認為此碑立于褚遂良死后五年，故非褚遂良書寫，而是根据《雁塔圣教序》重刻，其中有數字是摹刻者改寫。各執一詞，莫衷一是，但書法之筆力气勢，則為人們所稱道。

    唐咸亨三年，在玄奘曾經居住講經的長安弘福寺，又立起第四通《圣教序》碑。因碑首刻有七尊佛像，故稱《七佛圣教序》。又因碑文系集“書圣”王羲之的字面而成，所以也稱為《集王圣教序》。原來在唐太宗之序文及高宗之紀文寫成后，弘福寺僧怀仁就開始搜集王羲之的字，前后費時二十年方開始集成。此碑極為珍貴，現存陝西省歷史博物館。

   西安的唐建慈恩寺，因唐代高僧玄奘曾在這里譯著經書而名聞天下，游覽瞻仰者，每年累以百万人次。可是很少知道在天涯海角的日本，也有一所慈恩寺，還有一座大雁塔！

    唐代的長安，不僅是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而且是宗教中心，特別是佛教的重地。中國佛教的八大宗派，其中六大宗派開創在長安及其附近。興善寺是密宗（又稱真言宗）的祖庭；香積寺是淨土宗的祖庭；華嚴寺是華嚴宗的祖庭；淨業寺是律宗的祖庭；草堂寺是三論宗的祖庭；而慈恩寺則是法相宗（又稱唯識宗）的祖庭。這些宗派，在唐代已先后流傳到日本，經一千多年的傳承，至今相傳不衰。据1995年日本宗教年鑒記?，僅真言宗、律宗、淨土宗、華嚴宗及慈恩寺這五個宗派，就有42，341個寺院，27883，257名信徒。

    玄奘及其高足弟子窺基在慈恩寺創立的慈恩宗，于唐高宗龍朔元年東傳日本，至今尚有十三万多信徒，八十五所寺院，日本的慈恩寺就是其中之一。這所慈恩寺，座落在日本關東地方的琦玉縣華林山。寺內建有《唐玄奘靈骨塔》，塔為方形石造，十三層，逐層上收，呈角錐体，庄嚴古朴，頗具中國唐塔風格。

    在日本還有一座完全依照大雁塔的規模、形式、結构而建造的塔，座落在日本香川縣少林寺拳法聯盟總部，是該聯盟的創立人宗道臣先生所主持，于1980年仿建而成的。塔前豎立有中國佛協?朴初會長書贈的詩碑：“蓬萊山上望嵩山，万古千秋兄弟歡，雁塔名標豪杰士，少林拳法達摩禪。”

    宗同源，寺同名，塔同形，中日兩國人民可謂“相親千里亦同風”。

    中日兩國之交往，源遠流長，始自秦漢，盛在隋唐。有兩千多年友好交往之歷史。在唐代，從唐太宗貞觀四年至唐禧宗乾宁元年的二百多年間，日本派到中國的遣唐使就有十九次之多。在日本留學生中，百分之七八十是僧侶。這些僧人中，道昭、道嚴、智通、智達等，都曾受教于玄奘門下，師承玄奘所創的中國法相宗。

    日本僧道昭和玄奘之友誼，特別動人。道昭在唐高宗永徽四年隨遣唐使到長安，入慈恩寺師玄奘。道昭時年25歲，玄奘對這位异國的年輕和尚，極為熱情，讓他和自己同居一室，朝夕相處，為其講經說法，傳授經典。玄奘對道昭說：“我游學西域途中，一次經過荒無人煙的地方，飢渴難忍，正在危難之時，忽?一位和尚手持鮮梨贈我，我吃了鮮梨，頓覺神清气爽。如今，你就是那位贈我鮮梨的和尚，你帶來了貴國僧眾的友誼，你帶來了貴國佛學的情況。”表達了玄奘對日本和尚的竭誠歡迎和真摯友情。在道昭學成歸國時，玄奘贈他兩件禮品，：一件是玄奘自己翻譯抄寫的經書；一件是煎藥燒水的鐺子（平底淺鍋）。道昭含淚告別，玄奘難舍難分無限深情的對道昭說：“這鐺子是我從西域帶回來的，煎藥治病，無不效驗，你遠涉重洋回歸故國，帶上它自有用處。禮物雖小，也是我一片心意啊！”

    道昭歸國后，以元興寺為中心，傳布法相宗，成為日本法相宗的開山祖師。世稱“元興寺傳”，或稱“南寺傳”，又稱“飛鳥傳”。道昭?寂后，其弟子遵照他生前遺囑，將尸体火葬，從此日本有火葬習俗之始。

    關于玄奘給道昭贈送鐺子的事，還有一段有趣的傳說。道昭帶著鐺子登船返日本，船行大海，航馳七天七夜，總也靠不攏岸，風是順帆，航線也正确無誤，可船老在大海上漂泊，達不到彼岸。船上有一位卜者占了一卦，說是海龍王要玄奘的鐺子。道昭說這鐺子是我師父給的，我要永世留存紀念，不能給。船上的人半是哀求半是威逼的說，你不給龍王鐺子，我們全船的人誰也活不了，都要沉入大海喂魚蝦。道昭無奈，只得忍痛割愛，把鐺子投入大海。果然，大船順利靠岸。鐺子雖然舍去，道昭卻把玄奘的深情厚意帶回了祖國，帶給了日本人民。

    河南登封少室山麓的少林寺，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（公元495年），是佛教禪宗的創宗地。在唐代，因該寺和尚助唐太宗平王世充開過有功，極為唐王朝重視而盛極一時。玄奘的故鄉偃師縣与登封縣相?，故對少林寺是十分熟悉向往的。

    玄奘在唐貞觀十九年正月從印度游學返抵長安。當時唐太宗不在長安，而在洛陽，玄奘在二月就赶到洛陽，在儀鑾殿拜?了唐太宗。李世民詢問了西行情況之后，勸玄奘离開佛寺到朝中做官，玄奘而不就。李世民又欲讓玄奘隨軍相陪，玄奘又婉言推卻。玄奘向唐太宗請求：“我從西域求得梵文經書六百多部，尚一言未譯。在距此不遠的嵩山之南的少室山，有座少林寺，遠离城鄉鬧市，林壑幽靜，是北魏孝文皇帝建造。當年菩提留支三藏在此處翻譯經書。故也希望能到少林寺專事翻譯佛經。”太宗答复道：“不必到少林寺去。當法師去西域時，我為穆太后，在西京長安建造了宏福寺，那里禪院?敞、幽靜，你可就在那里從事翻譯。”玄奘返回長安后，乃就譯于宏福寺。

    唐高宗顯慶二年，玄奘還原籍遣葬父母之?墓。這時，玄奘家鄉，親人已相繼去世，只有一個姐姐健在。玄奘姐弟以隆重的儀禮，改葬了父母靈柩。玄奘的家鄉鍭氏縣，位于少林寺西北岭下，僅數十里之遙。那層巒疊嶂气勢雄?的少室山，那建筑宏大，十多所禪院佛堂座落有致的少林寺，以及菩提留學譯經、達摩面壁十年的清修圣地，又換起玄奘入少林寺譯經禮佛的念頭。他于顯慶二年秋九月二十日，再次上表唐高宗，意切陳詞，申述入少林寺譯經之愿望。高宗看后，次日即親筆复書回絕，并告訴玄奘，不要再上表陳請了。玄奘入居少林寺的愿望，始終未能實現。

    在唐代，盛行“雁塔題名”之風，后世代沿襲成習，至今在大雁塔下南門洞兩側還留有明、清兩代的題名碑。“雁塔題名”此后成了考試中榜的成語典故而流傳至今。

    唐代開科取士士朝廷大典，一個平凡的讀書人，一旦金榜題名，便如魚躍龍門身价百倍。當時的科舉，分“明經”、“進士”兩科。明經科錄取的名額較多，但出路平常，進士科錄取的名額較少，但容易飛黃騰達。“縉紳雖位及人臣，不由進士者，終不為美”。所以唐代朝廷大臣和重要地方長官，大都是進士出身。當時考中進士后，“大晏于曲江亭子，謂之曲江會”，“列姓名于慈恩寺塔，謂之題名”。以后這些題名進士中，有做官當了將相的，再把他的名字寫成紅色，以示榮耀。因此，唐代詩人徐夤看到“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題名”，不無感嘆地寫詩道：“題名盡是台衡跡，滿壁堪為宰輔圖”。

    考中進士榮耀，可是，進士也難考。當時流行“三十老明經，五十少進士”之說。三十歲考中明經科，已經是老了，而五十歲考中進士還算是少年得中。難怪白居易在二十九歲中進士后，高興的寫詩抒情：“慈恩塔下提名處，十七人中最少年。”孟郊四十六歲中進士后，還在《登科后》詩中寫道：“昔日齷齪不足夸，今朝放蕩思無涯；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。”其興糞喜悅之情，溢于言表。